弗雷德里克森特別批評了公共部門公務員植根于利己主義、實用主義哲學的“職業主義”作風。這種職業主義對組織而言，行為的主要誘因就是通過晉升和安全，實現一個人職業的發展；所有組織行為都被視為個人職業發展的工具；效率、生產績效甚至忠誠之所以被追求，不是因為它們自身價值，而是它們對一個人的職業有價值。
 
    公務員的“職業主義”將公共服務作為實現個人抱負的場所，與公眾并無特殊關系。這種科層制技術官僚的信條主要是“照章行事”和“執行、服從上級”的倫理“合理性”，導致城市設計越來越成為政治家實現其政績的技術手段。
 
    可見，這種說詞正是基于“職業主義”的自我利益觀念的辯解和對公民價值回應的嚴重缺乏。當代中國規劃管理者的倫理選擇，還與傳統“官本位主義”、等級身份社會倫理有直接淵源，“公眾本位”的公共倫理轉型在中國還未真正形成，更遑論維護并保障建設環境中的公民權利這一“權利本位”了。
 
    政治可以理解為對價值的權威性分配，城市設計管理主要屬于行政層面，是價值分配的行政工具或一種表現形式。城市設計不可能擺脫政治的支配，而且政治環境也是其獲得制度化力量與合法地位的源泉。
 
    不可否認，當代中國地方政府決策者（政治家）的主導價值觀仍是經濟績效與效率優先的發展主義，但除了注重這些經濟與效率的價值，城市設計管理還應強調公民精神、公平性、回應性等社會倫理價值。
 
    就市民生活的建設環境塑造而言，應追求公共資源配置的公正性，建設環境的塑造過程與結果都應體現公正，對此，城市設計實踐責無旁貸。同時，城市設計管理要真正以公共倫理價值取向為依歸，還有賴于社會環境與政經體制的變革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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